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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开端，是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张仪灭掉古代蜀国后，将其划为秦国的蜀郡，然后大量输入华夏文明，这样蒙昧的成都平原才进入了文明时代。至于张仪灭蜀之前成都平原的模样，惜墨如金的古人用了八个字：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这八个字掩盖了一切真相，并且挡住了两千年来历代学者关注的目光。然而，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也象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的眼前。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冰山一角的发现，与公元1898年王懿荣在中药材里发现刻有符号的甲骨从而揭开殷商文明面纱一样，纯属偶然。
公元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掏地下水坑时挖出玉器400余件，翻开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页。在挖出宝物之后，燕道诚怀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赠给了亲友邻居，这使得部分文物流传到成都，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这一重大发现本该成为寻找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之起点，但在兵荒马乱的旧时代，什么都无从谈起。
直到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进行联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几个月的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仔细挖掘，三星堆遗址终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开始发散出它迷人的光彩。
没有等到学者们将三星堆文化研究透，更为瑰丽的金沙遗址又被发现。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遗址是一个很有研究和考古价值、规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
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一个发达程度与三星堆文化相当甚至超过三星堆的古文化遗址出现在面前。结合解放以来的成都平原其他的考古发现如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遗址以及年代稍后的商业街船棺和十二桥遗址；再对照众多传世文献中对古代蜀国的记载，历史学家们发现考古结论和文献记载出现了惊人的吻合。
这一结果雄辩地证明：在秦国势力华夏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成都平原早已进入文明时代，而且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文化。只是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由于种种原因，它湮灭在历史的荒原，成为失落的古文明--古蜀文明。
根据已有的资料，已能够部分复原出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们的祖先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们和华夏族的祖先是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迁过程中，由于和岷江峡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始定居农耕时，其民族成分已经和他们祖先有了一些区别，相貌也发生变化（如三星堆出土铜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长、脸部狭长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边形、鼻梁高挺、鼻翼宽阔、嘴唇宽扁、耳垂大而张。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为早期政治宗教场所；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凭着成都平原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并在其带动下发展着畜牧业，出现了早期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古代蜀国建立。在古蜀国，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筑、雕塑为宗教服务，祭祀中心也纷纷建立，体现着神权的强大；祭师阶级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黄河流域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象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属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象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
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高潮。“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
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
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著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然相异。杨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是的，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五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
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字，长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浓厚关系。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上，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更以“蜀学比于齐鲁”誉之。
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原本指儒学传播之意，后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广泛的认同。再经过发展演变，最后终于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统称，凡是蜀人所创造的学问都可以统称为蜀学。蜀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摄取着新的营养，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北宋时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蜀学，名扬天下，与王安石的“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抗衡。正因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蜀学，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是一面足以振奋蜀人精神的旗帜，所以，在近代维新运动中，一些进步的四川学者纷纷打出“蜀学”牌，给蜀学注入时代新意，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以宣传变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写的《议蜀学》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重整蜀学”的口号和设想。从不同时代蜀学的广泛流传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 《华阳国志》对先秦至秦汉间蜀人生活方式由简朴趋向奢侈的巨变，作了简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时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汉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响，蜀人在衣冠、嫁娶、丧葬等各个方面，开始向奢侈看齐。“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典而羊豕夕姓，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蜀人养成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相作用的结果。古代蜀人对音乐十分喜好，而巴人则以善于击鼓唱歌跳舞而著称。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巴蜀人歌舞娱乐，主要是通过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动以起到娱人娱神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相对丰盛以后，这种对歌舞娱乐的爱好，很容易发展为对于享乐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原丰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先进完善，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此区自然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为滋生奢靡风俗的土壤。对此，《汉书》作者云：“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佚。”《隋书》作者也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迨人宋世，“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大抵时代不同，俗亦微异。然其人易于满足，追求享受，“溺于逸乐”的习性和传统，则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来，在宋代蜀人中产生的日益强烈的怀乡恋土，“罕趋仕进”的观念，以及“宴安于富饶，不求宦达”，醉心于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来就“地狭人伙”，耕地面积有限，人们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以扩大经营规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购大量土地，于是，整个社会财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于游乐消闲之中。这也是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独立的鬼神思想系统。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都变成了神仙，其民亦随王变成了仙。与古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不同，蜀族则有魂魄归岷山之说，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是有区别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表明，当时蜀人对自然、神灵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天、地、山、河的崇拜，并且有了巫术思想。战国时，道家思想传进巴蜀，开始与蜀地原有的巫术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讲灾祥、律历、占卜和神仙学的学派。西汉时，成都人严君平著《老子指归》，影响及于东汉，为道都创始人张道陵所吸收，在其《想尔注》中，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指归》的思想，把《老子》一书从人学变成为神学，为道教正一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至于正一道用作解除、压胜、镇邪等方术的符录，其形式、构成、用法、意义，甚至方术仪式，也都是在“巴蜀符号”、“巴蜀符号印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滥觞于蜀地，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统文化相揉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蜀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纵贯古今，而且还覆盖了蜀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长的蜀文化，不断辐射于整个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们代代传承，逐渐凝聚成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代历史上，经常可以发现启用“蜀”的名号作为政治号召和舆论宣传的现象，如三国时刘备的‘蜀汉“政权、五代时的前后蜀政权、宋初李顺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权，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独立后建立的“蜀军政府”等。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领域深化的表现。凡此中以证明，源远流长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奋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帜。正确认识蜀文化的历史地们，有助于增强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励四川人民继承和发扬蜀文化的创造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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