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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 Nida)提出,奈达师从几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
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
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
原则:
1、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2、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
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
3、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
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 a 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扩展资料:
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 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
百度百科-功能对等理论
语言学相关
高等学校中文系的课程,分文学和语言学两大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的思想感情是靠语言媒体传播的。所以《文心雕龙》把思想感情称为“源”,而把语言媒体称为“波”,做出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的结论。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鉴赏的深与浅,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对文学语言的把握能力,另一个是对生活的体验能力。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通过语言接受文学,又通过文学积累语言。这里,我要讲的是语言的学习问题。如何把别人的言语成果,也就是表达完整思想感情的言语作品,变成自己的语言能力?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感性的,那就是熟读和背诵,用形成语感来贮存。这种办法不容易举一反三,积累的速度也比较慢。另一个是理性的,把课文当成寻找例词例句的仓库,拆开来讲词汇和语法规律。这种办法会弄得“食理不化”,语言学懂了一点,可能变得反而不会说话了,提高文学修养的目的也付诸东流。在中文系,喜欢语言学的同学为数不多,主要是因为语言学的教学内容是语言规律,形成规律以后的条文有点像数学公式,是比较枯燥的。其实,从富有思想感情的文学跨越到语言规律之间,存在一个语言现象。必须把握语言现象,从现象到规律,才能深入把握语言规律的来源,在理性的规律指导下,加速语感培养的质量和速度。从现象到规律,其实也就是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发展语言学的根本方法。
在可以说和不可以说以及如何说的现象中,存在着规律。例如:
(1)“我削铅笔”
(2)“铅笔,我削了”
(3)“我削完了铅笔”
(4)“铅笔让 (被)我削完了”
(5)“这支铅笔我削好了”或“这几支铅笔我都削好了”(6)“这支铅笔让我削尽了” 或“这几支铅笔都让我削尽了”(7)“我把铅笔削” (8)“我把铅笔削完了”或“我把几支铅笔都削完了” (9)“我把这几支铅笔都削完了,(你慢慢儿用吧)”
(10)“这几支铅笔都让我削完了,(下午再给你买)”
上面这10个句子,只有(7)不能说,其余都能说,但(3)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我把几支或一支铅笔削得能用了;第二,我把几支或一支铅笔削到头儿了。换上(4),就排除了“一支” 只能是“几支”,但仍有两种解释“。如果换上(5)(9),就排除了第二个可能,换上(6)(10),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这里,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是人人都可以感觉到的。哪些说得明白,哪些说不明白,只要稍作提示,一般人也能很快感悟到,这些都是语言事实、语言现象。但是,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况,就涉及语言规律的探求了。这10个句子涉及的问题,含有单数复数同形、施动受动同形的汉语特点,副词和补语的知识,“把”字句使用规则的知识,语境对语义作用的知识,等等,语言学就在其中了。这说明,语法是抽象的,但语法现象是具体的、耐人寻味的。何况,纯粹用语法结构规律还讲不清这个道理,必须跟语义结合,才形成语用规则。语言规律是分解的,用做解释时是综合的。
在什么多、什么少的现象中存在规律。文言文好像与白话文有很大的距离,可是有一个现象应当一开始就引起学生的注意: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口语词的构词能量,往往低于来自先秦文献语言的文言词。
比较“竖” 和“纵”、“丢” 和“失”、“拿”和“取” 等,即可看出:
“竖” 和“纵” 在“垂直” (与 “横” 相对)意义上同义,而造成的双音词只有“横竖”“竖立” 两个是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但“纵” 当“垂直”讲,却造成了“纵横”“纵贯”“纵深”“纵向”“纵队” 等一系列结合紧密的双音词。
“丢”和“失” 在“丢失”意义上同义。而
“丢” 在这个意义上组成的双音词只有“丢失”“丢弃”“丢掉” 比较紧密。“丢人”“丢脸” 的“丢”,“丢失”义已较淡化;大部分采用“丢失”义造的词都用 “失” 不用“丢”,“失盗”“失明”“失恋”“失学”“失宠”“失效”“失势”“失音”“失重”“失传”“失主”“报失”“挂失”“丧失”“损失”“流失”“遗失”“亡失” 等都是典型的现代汉语双音词。
“拿” 和“取”在“以手取物” 意义上同义,而“拿” 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双音词,“取” 则造成了“取代”“取舍”“夺取”“攻取”“获取”“换取”“汲取”“捞取”“猎取”“摄取”“索取对“提取”“攫取”“榨取”“牟取”……
这种情况所以普遍,一方面是因为口语的单音词尚能独立活动,可以临时组成词组,不必凝固成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口语词是随着白话文进入书面语的,历史的积蕴程度较浅,构词的能量也就相对较低。这里蕴藏着本源词的历史形成的规律。
很多反常现象中存在着规律。例如:
“救生” 与“救死” 在现代汉语里意义相同,但并非同一结构。“救生” 是“救而生之” 即“救之而生之” 的缩略,“救”是施动词,“生”是使动词,二者在古汉语中是动词性联合词组。同样,“纠正”与“纠偏” 在现代汉语里意义相同,也不是同一结构。“纠正”是“纠而正之” 的缩略,也属施动与使动的联合。越是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没有造句能产量的语法形式,在构词法里越起作用。
上面两个词汇现象还说明,不学文言,难以深刻理解白话。
不断地从言语作品中钩稽出富有规律的语言现象,在现象的多次重复中发现规律,然后再去阐释规律,这和不通过现象就把赤裸裸的规律呈现出来,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培养一种随时观察活生生的言语、从中捕捉规律的敏锐性,培养一种“语言具有规律性”的观念,一种寻求语言规律的意识;后者则只能得到一些别人归纳好了的干巴巴的条文。前者把课文也就是言语作品和语言规律融为一体,后者把课文拆成零星语料变成例句,失去了那些积蕴在作品中的完整的思想和丰厚的感情。
语文教师的语言学修养一定要深厚,没有深厚的语言学修养,教学不可能丰富,更不可能有趣。语言学修养包括语言理论的把握,发掘语言现象的敏锐,用前人已经总结出的规律来生动地解释语言现象的能力,以及在教学中发现新的语言学课题并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能力。修养,是大于知识的。
[作者简介]
王宁 浙江海宁人,1936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专家评审组成员、全国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教育部高师面向21世纪教改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召集人、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著作有《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训沽与训诂学》(以上与陆宗达教授合著)、《说文解字与汉字学》《训诂学原理》等。
为什么说汉字和汉语是相适应的?
字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字。语言是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语言,文字也就不可能存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符号,都是由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意义构成的统一体,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也不例外,也是由形式和内容两个部分组成的。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至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只有文字没有语言的,语言并不依赖于文字而存在。可见,语言的确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记录语言,离不开语言。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虽然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结构上千差万别,但依附于一定的语言而存在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从本质上看,文字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号系统,只不过这种符号是代表语言的,而且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发挥作用。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按其记录语言的方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两大类。拼音文字用一定的构字符号表示语言中的各个语音单位,符号的排列组合顺序同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实际读音一致,所以能比较容易拼读出来。非拼音文字的构字符号同语音联系不紧密,从字形结构上看不出同所记录的词语的语音的联系,只能一个一个死记,不能拼读。汉字就属于非拼音文字。,这是由汉语的特点决定了的汉字。
汉字和汉语相适应,主要是汉字的单音节形式和汉语的语素的单音节形式比较一致,用汉字记录汉语语素往往有一种对应的关系。汉字和汉语基本上相适应,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领会:
第一,一个汉字代表音节,一个语素基本上也是一个音节,因此汉字和语素是相对应的,用汉字记录汉语语素非常合适。不过,汉字同语素对应,并不是说汉字与语素相等,仔细分析一下,其实汉字和语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毕竟汉字是文字单位,而语素是语言单位。汉字和语素间的复杂关系表现在,一个汉字可能表示几个不同的语素,如“米”表示大米的米和表示长度单位的米,“站”表示“站立”或“车站”的意义;也可能是几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像外来词“沙发、吉它、马来西亚”等是受外来词读音的影响用汉字转写,其中的汉字没有独立的意义,这样的词语可以不考虑,汉语传统中还有一些联绵字,都是几个汉字记录一个语素的,如“窈窕、秋千、琵琶、蜘蛛、犹豫、踌躇”等。当然,大部分汉字是一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的,如“山、河、灯、人、看”等。
第二,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语法意义、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序和虚词表示,而不像印欧语那样要用音素表示形态变化,所以汉语的特点决定了它用汉字记录是合适的。比如英语的动词do(打)有doing、did、done等形态变化,一个词(尤其是动词)的词形在不同的句子中是不一样的,其音素要发生变化,这样的语言用音素文字记录比较合适,而动词类似的含义,汉语是用一个个独立的语素(词)“正在、曾经、已经”等表示的,这种变化用写法固定的汉字记录就比较合适。又如英语的复数要在名词后加词尾s表示,这个语素也是在词内部增加音素(即内部屈折)显示出来的,而汉语,复数是增加一个语素“们”表示,非表人名词主要在前面加数量词体现,不是在词内部发生变化,这种情况用一个独立的汉字表示就非常方便,而把汉字用来表示类似英语那样的形态变化,就会困难重重。
汉字与汉语相适用,我们可以通过汉字借用来记录朝鲜语、日语的情况反证。日本、朝鲜曾经先后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这两种语言与汉语在语法规则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汉字只能记录它们中的固定的部分,而对于有形态变化的部分,写法固定,不能分解的汉字简直一筹莫展,所以日语、朝鲜语用汉字记录不完全合适,需要用字母表示形态变化的部分,正因为如此,朝鲜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谚文,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而且历史上,汉字曾经被周边的少数民族借用,但是并没有被直接借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适合自己民族语言的需要,例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
第三,汉字记录汉语可以非常有效地区别同音词。汉语音节结构简单,声韵母配合只有400来个音节,声韵调配合只有1200多个音节,加之词形简短,以双音节词为主,单音节词依然十分活跃,可以说是汉语语汇的基础,这样同音语素和同音词就非常多,很容易混同,而形态各异的汉字就起到了分化同音词的作用,所以汉语同音词虽然很多,但用汉字记录,在书面上就把同音词巧妙地区别开了,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例如“公式-公事-攻势-宫室-工事”、“形式-形势-行事”、 “国是-国事-国势”、“期中-期终”等同音词,口头上说出来,语音完全一样,很容易混同,可是书面上用汉字记录下来,形体各异的汉字很自然就把它们区别开来,根本就没有混同的可能了。下面我们看几组读音完全相同而字形各异的汉字,对汉字的这种区分同音词的作用就一目了然了:
ju(阴平):居、鞠、拘、狙、疽、驹、苴、掬、琚、趄
shi(去声):是、市、式、事、示、视、世、势、适、试、室、蚀、誓、逝、柿
li(去声):力、立、沥、呖、例、利、里、粒、励、笠、历、莉、荔、栗、丽、隶
yi(去声):意、义、艺、易、翼、异、奕、翳、亿、抑、屹、役、逸、肄、臆、谊
上面4组汉字,每组声韵调完全相同,可是汉字字形差别非常大,这样就非常方便地把不同的语素区别开来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经利用汉字的这个区别功能,用声韵完全相同的汉字编写了一个《施氏食狮史》的故事,抄录在这里供大家欣赏: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假如用拼音文字记录这些语素,按拼音文字的规则,读音相同的语素,其字形也应该相同,那这些语素就根本无法从字形上区别开来。汉字从古代的表意字发展到形声字,为什么没有再进一步跨进拼音文字的行列,这同汉字的这个有效区别同音词的功能不无关系,而且这也是不少人反对汉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的确,拼音文字从目前看是无法解决汉语同音词问题的。
第四,汉字具有超时空特性,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汉字的超时空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古今一致性比较强,二是具有沟通方言的特殊作用。汉字的超时代性,就是古今可通,上千年前的文献中的汉字,今天我们照样认识,其中看不懂的,不是汉字本身,而是古今语素意义的变化。虽然汉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古今汉字结构方式、结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语言中的基本单位的对应关系相同,即都是记录语素(在古代同时又是词),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就具有了通贯古今的特殊作用了。比如我国历史上宋、元、明、清时代的小说,我们今天阅读起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困难,而同时代的用拼音文字记录的文献,今天一般人就很难看懂了,只有专家才能看懂,因为拼音文字要随词语读音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拼写(当然不是绝对一致,比如英语单词know中的k今天就不发音了,但拼写没有调整)。
汉字的超空间的特性,就是具有特殊的沟通方言的作用。汉语方言复杂,有七大方言,如果细分,方言更多,而且各方言间的差别特别大。口头上,不同方言区的人根本不能进行交谈,如果谈话,就好像是在同外国人说话,互相不知所云,除非用双方共通的中介语(如普通话),否则就不能进行沟通。可是书面上用汉字笔谈,就出现了非常奇妙的情况:无论你是上海人、广东人,还是湖南人、福建人,互相之间毫无障碍。假如没有汉字,不同方言间的交往怎样进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当然,汉字的这种沟通方言的作用,根本之处在于汉字记录的是汉语,虽然汉语方言众多,但各个方言的语法结构特点(词的特点、句子的特点)是一致的,语素意义差别小,不然,同样也是看不懂的。用汉字记录的日语,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却不能看懂其内容,有人夸张地说学习日语的人往往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就是这个道理,而学习汉语方言,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认识汉字的超时空作用,也要注意到其根源还是汉语古今、方圆的共通性。
现代汉语方言众多,语音上的差别尤其突出,但是由于各个方言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一致性比较突出,用汉字记录汉语,书面上起到了沟通方言的作用,同样的词语,虽然各地发音不同,但大都用同一个汉字记录,所以大家都看得明白清楚,所以汉字具有很好的沟通方言的作用,而拼音文字就难以适应汉语方言分歧的特点。汉字在维护汉语的统一,避免汉语分裂成不同语言方面,可以说功劳赫赫。在欧洲,许多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的差别比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但它们是不同的语言,而汉语各地方言,虽然差别较大,但是用统一的汉字记录,才没有进一步分裂,而且也因为汉字的维系作用,谁也不会认为汉语的方言是不同的语言,虽然西方一些语言学家把汉语的一些方言看作是不同语言(亲属语言),但这种观点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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