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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包括《巴黎协定》和相关决定的巴黎成果，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非凡意义。
《巴黎协定》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进一步确定为低碳绿色发展。全球气候谈判的历史，实际上是全球从过去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形态向去碳化的低碳绿色经济发展的历史。但这一进程的演变十分艰难。其中既有传统能源行业抵制的原因，也有新能源行业技术、体制不完善的因素，更与未来全球发展方向不清晰有关。《巴黎协定》的通过，展示了各国对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明确承诺，向世界发出了清晰而强烈的信号：走低碳绿色发展之路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绿色低碳成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
《巴黎协定》奠定了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京都议定书》只对发达国家的减排制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减排行动是自主承诺，不具法律约束力。根据《巴黎协定》，所有成员承诺的减排行动，无论是相对量化减排还是绝对量化减排，都将纳入一个统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这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尚属首次。
《巴黎协定》标志着国际气候谈判模式的转变，即从自上而下的谈判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1990年世界气候谈判启动以来，遵循的是保护臭氧层谈判的模式，即自上而下模式，先谈判减排目标，再往下分解。《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谈判模式。模式的转变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影响深远，值得高度关注。
世界气候大会多长时间召开一次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12月在法国巴黎正式召开，该会议将针对气候失常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项“有目标、有约束力”的协议。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能源消耗总量持续增加的阶段，如何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兑现减排承诺，已成为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气候大会：庄重承诺背后的大国责任
作为本届气候大会的主办国，法国为会议提出了四大目标：一是与会的196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一份控温普遍协议，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二是邀请气候大会参与国发表各国的减排贡献;三是要集中讨论融资与技术转让问题;四是吸纳非国家政府类参与者为各国的气候政策提供有效的补充与支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责无旁贷，并已在国际社会中做出承诺。
今年6月份，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中国2020年和2030年的行动目标：2020年的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2030年行动目标是，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表示欢迎，称中国的行动营造了积极势头，对今年底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协议具有重要意义。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自2005年以来，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左右。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3.8%，相当于减少34.5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2011至2014年中国碳强度累计下降15.8%，有望超额完成“十二五”17%的规划目标。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份文件也反映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努力，体现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说，“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李俊峰举例说，控制碳排放，中国面对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把煤炭消费控制住，中国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的50%，如果未来更多的煤用于发电，该比例将会升至70%。中国现在约有9.6亿千瓦的燃煤发电厂，如果再增加3-4亿千瓦，那么当2030年中国达到排放峰值时，这些发电厂的平均年龄只有15年，这些装备显然还处于壮年期。而为了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如何淘汰这些“壮年期”的设备，从各个方面都是很艰难的选择。
同时，中国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能耗增速趋缓，部分高耗能产品产量将达到峰值。但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建筑、交通、居民生活用能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解振华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碳排放和能源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领域。中国将在城镇化指导思想上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加强总体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政策支持，以避免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碳排放的锁定效应。
可再生能源迎来战略机遇期
说起应对气候变化，人们首先会想到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制约着化石能源的使用。如何实现中国“以煤为主”能源结构的转型，已成为中国实现减排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表示，到2050年，预计中国每年人均消耗能源将达到5吨标准煤，全国能源需求将达到70亿吨标准煤。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结构，预计届时每年煤炭的消耗量将达到65亿吨，为现在的两倍。因此，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资源不可持续、环境难以承载。
“我们必须降低煤炭消费量，大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这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战略考虑。”梁志鹏说。
2014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位居世界首位。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达到了4.4亿千瓦，占全国总电力装机的3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1.3万亿度电，占总发电量的23%。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可再生能源比重为10%。
中国在“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中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将分别达到15%和2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据李俊峰预计，到2030年，我国能源需求至少将达到60亿吨标准煤，而可再生能源比例要占20%，即要达到12亿吨标准煤。其中核电占5%，到时中国至少需要约1.3万亿千瓦时的核电，而现在只有1,200亿千瓦时，这意味着此间核电发电量需要增加10倍。同时，预计太阳能和风能将达到10-12亿千瓦，而现在只有1亿千瓦，也需要10-12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时璟丽指出，我国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要达到20%的目标，对于核电、水电、生物发电等或多或少有限制性的因素。而能够通过相应的机制和政策，可以显著影响规模和布局的领域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我们觉得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目标的关键就是风、光这两个区域。其中，太阳能发电的规模至少会达到5亿千瓦，这是在充分论证资源、电网条件以及消纳条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时璟丽说。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风能资源总量约达到70亿千瓦，而我国70%以上的地区对于太阳能发电来说都是优良的、可以使用太阳能的地区，所以说从资源量上来说，可再生能源能够满足需求是毫无疑问的。”梁志鹏说。
节能——中国的第一大“能源”
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减排，自然少不了节能。破解能源约束困境，除了拓宽能源开发渠道之外，自然也要注重节约。
“中国推进能源消费革命，首先要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始终把节约优先放在能源战略的首要位置加以重视。”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巡视员冯良说。
解振华表示，通过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工业、建筑、交通、生活消费等领域大力推进节能、提高能效，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积极开展试点示范，中国在节能减碳取得显著成效。
发改委数据显示，在“十一五”节能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十二五”的前四年，中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4%，实现节约6亿吨标准煤，以能源消费年均4.3%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8.1%的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十二五”前四年的0.53。
但是，现阶段中国能源消费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节约意识不强，节能优先战略思想尚未融入到全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二是整体能效水平不高，“两高一资”行业的能耗比重过高，高附加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待进一步发展;三是节能改造、能源消费自动管控等技术水平不高，能源利用方式比较粗放;四是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难以推动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主动节能。
对此，冯良提出，未来要大力推动能源消费的四个革命：即能源消费理念革命、能源效率革命、能源利用方式革命和节能管理体制革命。
“必须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冯良说。
没有具体的定义，总的来说气候大会应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至今共召开过15次，最近的一次是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今年即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在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举行的是坎昆国际气候大会。具体会议如下：
自1995年3月28日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以来，缔约方每年都召开会议。第2至第6次缔约方大会分别在日内瓦、京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波恩和海牙举行。
1997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但是2000年11份在海牙召开的第6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减排指标，因而使会议陷入僵局，大会主办者不得不宣布休会，将会议延期到2001年7月在波恩继续举行。
2001年10月，第7次缔约方大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
2002年10月，第八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
2003年12月，第9次缔约方大会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这些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60％。
2004年12月，第10次缔约方大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目前，已有15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项协议。2005年11月，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
2006年11月，第12次缔约方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2007年12月，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后京都”问题，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加强《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致力于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
2008年12月，第14次缔约方大会在波兰波兹南市举行。 2008年7月8日，八国集团***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八国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这一会议也被称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2月7日起，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会议在现代化的Bella中心举行，为期两周。
坎昆世界气候大会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定于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在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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