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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26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气候变化会议历来以交锋激烈、博弈艰难著称。本次会议亦不例外。
由于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规划、“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实等关键问题上分歧犹存，各方代表正投入这场注定艰难的谈判，其中几个焦点谈判方的立场尤为令人关注。
卡塔尔：人均碳排大户举办大会
卡塔尔每年人均碳排放量在全球名列前茅。据测算，如果每个人都以“卡塔尔水平”生活，其所需资源必须比地球现有资源多出近5倍。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是卡塔尔重要的经济支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和政府收入的70%。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卡塔尔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一些评论人士则表示，对这个人口约170万的海湾国家是否有足够外交能力和政治意愿协调各方立场感到忐忑。
但卡塔尔举办此次大会，恰恰说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国家正向世界传递海湾国家日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号。
“卡塔尔处于气候变化的震中地带，这里遍地沙漠，缺乏水源和食物”，多哈气候大会主席、卡塔尔廉洁和行政监督机构主席阿卜杜拉·阿提亚说，“一旦其他地区因天气原因造成粮食减产，我们的食品进口将受到直接影响。”
在本次大会期间，卡塔尔将在一系列展会上，重点介绍该国在环境、能源及工业领域取得的可持续发展成就。
美国：“迂回”应对难奏效
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始终回避减排义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曾表示，希望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立法方面有所作为，但最终收效不明显。
连任成功后，奥巴马重申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前提下抑制气候变化。他表示，将与科学家、工程师和官员广泛对话，探讨短期内可采取哪些努力减少碳排放。
然而在多哈气候大会开幕当天，不少发展中国家直言，美国不应继续充当应对气候变化的阻碍者，而应作出积极改变，切实担负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
欧盟：虽大张旗鼓仍有负众望
在多哈大会上，欧盟将在12天的会期中安排80多场会晤，议题从节能减排新技术、新机制到国际和地区间合作，以期彰显其应对气候变化的“魄力”。
但欧盟在应承担的量化减排目标方面，仍未作出符合国际社会期望的承诺。在本次大会上，欧盟代表再次表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只有当“条件合适时”，才会作出减排30%的承诺。
对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指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2007年提出“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总体减排25%到40%”，欧盟提出的上述减排目标显然与此有较大差距。
还有专家指出，一些欧洲国家目前遇到的经济困境主要集中在金融和服务领域，对实体经济影响不大，欧盟应该而且能够将其减排目标提高到30%。
澳大利亚：令人欣慰的转变
在减排问题上，澳大利亚属于伞形集团。该集团认为，强制减排不应只是发达国家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也应参与其中。
不过，在多哈大会召开前夕，澳大利亚宣布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该《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为近40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减排目标。
多哈大会开幕当天，澳方代表进一步表示，与会各方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视野，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相互合作达成共识，发达国家应尽快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进程，澳方已准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引领角色。
对于立场变化的原因，该国气候变化和能源效率部长格雷格·康贝特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澳大利亚经济将在2020年面临“严峻震荡”。加入《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将使澳企业更加便利地进入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
中国：尽己所能自主减排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表现，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本着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中国的减排努力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也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大约5000美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某些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绝对量化减排指标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精神。
多哈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在宣传片中打出“70亿人，1个挑战”的字幕，并表示不管各方分歧多大，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已不能再犹豫。
哥本哈根大会的意义
主题：达成一项新协议，将温室气体减排工作衔接上《京都议定书》，全球用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哥本哈根会议是指１２月７日至１８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１５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12月7日起，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会议将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会议将在现代化的Bella中心举行，为期两周。联合国气候会议一年召开一次，其前身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地球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国际行动。这一会议也被称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是在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方面取得积极成果，重点是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做出明确、具体的安排，一是要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应当承担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确保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承担可相与比较的减排承诺；二是作出有效的机制安排，以确保发达国家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三是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情况下，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行动。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两代人面临的最严峻、深远的挑战之一。科学家预测，随着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范围将在1.1~6.4度之间。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从最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速度来看，地球气候已经开始朝着6～7℃严酷升温发展，大大超出2℃的地球生态警戒线，几乎宣告了生态系统的死刑，世界处在毁灭性的气候混乱状态边缘。 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工业文明，使得人类拥有影响气候、人为加速地球升温的破坏力。要阻止最可怕的暖化灾难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唯一的途径是全人类携手采取最坚决的行动。 人类的底线是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甚至更低，一旦超过2℃全球变暖就会无法控制的继续，那时候即使人类想采取补救措施也没有机会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的趋势必须在2015年前得到扭转，这意味着从现在起留给我们拯救地球的时间只有6年！ 与此同时，最可能受到风暴、热浪、洪水和作物歉收等灾害的贫困国家和地区应当尽快得到支援。别的地区则需要在气候灾难到来前未雨绸缪。要实现这些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紧迫任务，需要有一个所有国家认可和参与的国际协议来划分责任，促进合作，这是人类携手对抗变暖的至关重要的平台。 达成一个公平、及时、有效、科学、着眼长远的保护地球气候法律协议，这就是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使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发达国家承诺到2012平均在1990水平上减少5%。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结束，但对抗变暖的努力需要继续贯彻并大大加强，因此关于2012年后的减排指标谈判要求尽快得出结果。在2007年底的印尼巴厘岛气候大会上，各国同意启动一个为期两年的谈判计划，旨在到2009年底的丹麦哥本哈根大会上达成这个新的气候协议。
在各国现实经济利益驱动下，《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世界各国形成了三大政治阵营。以欧盟为代表的第一阵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第二阵营国家；中国和其它77家发展中国家(G77)组成第三阵营。三大阵营之间相互斗争，而各自内部也因经济利益不同，矛盾重重。
欧盟为全球“低碳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它首先在于构建出全球气候变暖与全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关系，然后再构建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而人类活动和全人类毁灭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效应”的科学理论。
在“拯救全人类”的宏大命题下，其实欧盟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主要是为了推销其新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欧盟内部较积极推动“低碳世界”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国在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方面是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引领者，通过技术、专利转让，这些后工业化国家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由于退出《京都议定书》，丧失全球政治的道德制高点，将“低碳政治”话语权拱手相让给欧洲人。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推动“低碳”名义下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希望能够重新掌握“低碳政治”话语权。
美国人不愿意接受目前欧洲主导下的碳政治，试图在G8集团的基础上，邀请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15个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重新讨论碳排放的问题。欧盟也很担心中国、印度等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另立标准。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分歧。《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减排未做出明确安排。但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达国家试图进行更改，试图迫使部分“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也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
这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将带来巨大的打压。如果过早背负起碳减排的责任和义务，将影响中国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速度。因此，中国提出了在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的目标，这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提出的碳排放总量降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单位GDP碳排放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碳排放总量的降低，GDP增长数据是受中国政府不同时期政策影响的，主导权在中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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